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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元七七○年，即唐代宗大历五年四月，湖南兵马使臧玠作乱，杀潭州（今湖南长沙）刺史兼湖南都团德观察使崔瓘。杜甫正客居潭州，他本因避乱入蜀，由蜀地漂泊到湖南，原想在这里“强移栖息一枝安”，不料到湖南不久，又要避臧玠之乱了。这时他的二十三舅崔伟正以湖南录事参军出摄郴州刺史，屡次有书来招他去，他便携了全家乘船南下。不料船过衡州，恰值湘江水涨，被阻泊舟于耒阳县北的方田驿，一连五天不能前进，也得不到食物。耒阳聂县令闻讯，派人携书问候，并餽送牛肉白酒。杜甫非常感激，写了一首十四韵的长诗代怀，遣人到县呈聂令，但因水势未退，无法前行，书未能送到，只好掉转船头，重新折回衡州。等到水退，命令派人在江上寻找杜甫，遍寻无着，以为杜甫一定死在水里了，便在耒阳县北代杜甫建了个衣冠冢，以为纪念。由于这衣冠墓的建造，就产生一种传说，说是县令送牛肉白酒给杜甫，杜甫吃得太多，挨了五天饿的饥肠不能容纳，一夕而卒。自唐中叶以后，这一传说流行很广，新、旧《唐书·杜甫传》都是如此记载，正如李白醉后捉月落水而死的传说同样无稽。这传说的来源有二：一是郑处诲的《明皇杂录》，一是李观的《杜传拾遗》，二者都和事实不符。《明皇杂录》云：

　　杜甫客耒阳，游岳柌，大水遽至，涉旬不得食，县令具舟迎之。令尝餽牛灸白酒。移漂寓湘潭间，羁旅憔悴于衡州耒阳县，颇为令长所厌。甫投诗于宰，宰遂致牛灸白酒以遗甫，甫饮过多，一夕而卒。

　　这记载的错误是一目了然的。杜甫并没有抵达耒阳，而是被大水阻于方田驿，方田离耒阳陆路有四十里，舟行须一日始达。时值江涨，被阻于方田不能前进，县令虽致书并餽酒肉，但并没有具舟迎他。杜甫送诗于县令不达，就折回衡州，重返潭岳，一次都未到耒阳，怎么会有第二次羁旅憔悴于耒阳县的事？令长就是县宰，怎么既为令长所厌，又投诗于宰？县宰也没有第二次餽送杜甫牛灸白酒。

　　尽管这记载和杜甫诗题根本牴牾，但因它是较早的唐人笔记，所记多开元、天宝间事，言之凿凿，因此居然被采入了正史。

　　李观《杜传拾遗》的记载更为荒谬，不但无中生有，而且颠倒史实，竟说：

　　甫往耒阳，聂令不礼，一日，过江上洲中，醉宿酒家，是夕江水暴涨，为惊湍漂没，其尸不知落于何处。洎玄宗还甫内，思子美，诏天下求之，聂令乃积空土于江上，“曰：子美为牛肉白酒胀饫而死，于此矣”。

　　杜甫并未干求聂令，是聂令先驰书致候，并餽牛酒，礼意殷勤，怎么竟说“聂令不礼”？江上沙洲，何来酒家？杜甫出峡后就以舟为家，舟中尽可沽酒痛饮，何必于酒家醉宿？玄宗还南内时杜甫正任左拾遗，近在咫尺，何必“诏天下求之”？杜甫阻水方田，在代宗大历五年，上距玄宗之死，已有八年之久，世上已无玄宗，何能更思子美？其谬误不值一哂。但因李观是韩愈的好友，韩愈信其言为真，据此说作《题杜子美坟》诗，遂贻误天下视听，扑朔迷离，真伪莫辨。

　　其实不必后世纷纷为杜甫溺死耒阳辨证，只要一读杜甫自耒阳返棹后所作的《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幕府亲友》，和他的绝笔诗《风疾舟中伏枕书怀呈湖南亲友》，就可知他并没有死于耒阳。

　　但是杜甫既未死于耒阳，为什么后来诗人墨客经过耒阳，都要做凭吊杜甫坟墓的诗呢？大历年间的诗人戎昱，就有《耒阳谿夜行》诗，注云：“为伤杜甫作。”可见杜甫死于耒阳之说很早就已流传。其后有罗隐《经耒阳杜工部墓》诗。郑谷《送沈光》诗亦云：“耒阳江口春山绿，恸哭应寻杜甫坟。”杜荀鹤《吊陈陶处士》云：“耒阳山下伤工部，采石江边吊翰林。”孟宾于《耒阳杜公祠》云：“白酒至今闻。”徐介《耒阳杜工部祠》云：“故教工部死，来伴大夫魂。”裴说《题耒阳杜公祠》云：“拟掘孤坟破，重教大雅生。”真是作者云集。难道仅因耒阳聂令代杜甫建了个衣冠墓，韩愈以假当真的作了首《题杜子美坟》诗，就会具有这样大的魔力，引得后世诗人都过耒阳而凭吊杜甫吗？

　　事必有因。杜甫虽没有死葬耒阳，但必有代杜甫死葬耒阳的人，后世才会谬说流传，以致耒阳不但有杜甫坟，而且有杜甫祠。这代杜甫死葬的人是谁呢？就是杜甫的大儿子宗文。历来注杜诗的人很多，但都碌碌无甚见识，有的甚至荒谬绝伦。发千古不传之秘，首先提出杜甫曾葬宗文于耒阳之说的注家是黄鹤，他的根据就是杜甫的绝笔诗《风疾舟中伏枕书怀呈湖南亲友》中的“瘞夭追潘岳，持危觅邓林”两句诗。这两句诗各有典故，杜甫就是用这两句诗中的典故来暗喻他葬宗文于耒阳的事，不过葬的地方不是在耒阳城里，而是在耒阳县属的方田驿。可能耒阳聂令并没有代杜甫建衣冠墓，而是水退以后派人到江上寻访杜甫的船只不见，却见到了江边杜甫为儿子宗文所营的新坟，误以为是杜甫的坟墓，由此传出了杜甫死于耒阳之说，耒阳人就在当地为杜甫建造了祠堂，以纪念这位命运坎坷的大诗人。

　　可是闻一多先生却反对黄鹤的说法。他在《少陵先生年谱会笺》的结尾说：

　　黄鹤已知公不死于耒阳，乃犹疑耒阳有坟有祠，谬说之起必有因，遂又创为新说，谓公尝瘞宗文于耒阳，后人遂误以为公坟耳。其所据则《风疾舟中伏枕书怀》诗“瘞夭追潘岳”及下句渴死事也。今按《入衡州》诗云“犹乳女在傍”，夭者想此女耳。潘岳《西征赋》：“夭赤子于新安，坎路侧而瘞之。”公诗用此事，于哺乳之女乃切当，若宗文，是时计年已及冠，得谓为赤子耶？仇氏驳之曰：“宗文若卒于湖南，应有哭子而集中未尝见。”信然。《山海经》：“夸父与日逐走，渴死，弃其杖，化为邓林。”此下句“持危觅邓林”所用事也。黄鹤割裂“渴死”二字以属宗文，致文意乖乱不可通。今按“觅邓林”，觅瘞夭之所也（邓林，夸父死处，故得借用以言窆所）。“持危”，谓忍渴冒死以觅之也。诗题本用“舟中伏枕”，上句又云“行药病涔涔”，下句云“蹉跎反学步”，则是力疾瘞夭，行步艰难，故云“持危”耳。仇注：“邓林，谓老行须杖。”亦胜鹤说百倍。按：诗固然没有达诂，但解诗也不能过分拘泥。“瘞夭”的夭是指夭札、夭折，即短命而死，不尽天年。如说颜回早夭，谁都不以为非，颜渊死的年龄，难道不是大于宗文吗？准此，则宗文虽年已及冠，仍得称为夭。杜诗并没有提赤子，赤子是潘岳赋中语，难道用了潘岳“瘞夭”的典故，所瘞的就非始生的赤子不可吗？解诗如果这样的拘泥，那什么典故也不能用了。因为赤子是指初生的皮色犹赤的子，或新生的尚无眉发的孩子。杜甫的犹乳之女（颇疑不是杜甫之女，而是孙女），严格地说，也不能算是赤子。

　　闻一多先生的说法，只要取消了“瘞夭”的必是赤子即哺乳之女这一点，就都可通。他虽目黄鹤以“渴死”属宗文为非，但认为“觅邓林”是觅“痤夭”之所，却远胜仇兆鳌的解为“觅杖”。仇兆鳌以宗文若卒于湖南，集中不应无哭子诗的说法来驳黄鹤，根本不合情理，他全不想想杜甫这时身患多种疾病，自己性命也已垂危，哪里还能从容作哭子诗？闻一多先生不以仇注的苛求于垂死的杜甫为非，反谓为“信然”，正如他以仇注“邓林，谓老行须杖”，而无片语涉及夸父逐日渴死为胜黄鹤说百倍，同样的不正确。

　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，事实最雄辩，千言万语的主观评骘，不及一桩实事，只有从“实事”中才能求出“是”来，才能判断谁是谁非。事实证明黄鹤的说法不错，闻一多先生的反对却错了。不信请看明版《隆庆岳洲府志·流寓门》：“杜宗武，甫次子。甫流落剑南，大历中下江陵，泝沅湘，登衡山，畏热，复还潭，欲谋北归，卒于潭岳之间，旅殡岳阳。长子宗文，卒耒阳。次子宗武，贫病不克葬殁，命其子嗣业启甫柩，祔事偃师。”

　　这一段记载，和元稹所作《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》相合。宗武子嗣业，就是请元稹作杜甫墓志铭的人。铭中不提宗文，正是因为他已死于耒阳的缘故。

　　关于杜甫丧子宗文于耒阳之说，不仅见于黄鹤注，宋赵次公（彦材）注“痤夭追潘岳”句就说：“公必有丧子之祸，但无所考矣。”江少虞撰《宋朝事实类苑》也说：“耒阳之坟，恐瘞子宗文者，后世不考，遂因牛酒之语而附会之也。”这些都可证仇注之非和闻一多先生的失考。可惜历来无人摘引，以致黄鹤正确的注文成为单文孤证。

　　综上所说，杜甫实是死于潭（今长沙）岳之间的舟中，旅殡岳阳，归葬偃师。死于耒阳的并不是他，而是他的长子宗文。